文 | 夏俊山

暑假，邻居的儿子补数学、补外语，朋友的女儿补数学、补化学。他们问我：你读中学时补课吗，补几门课？我说，“中学时，我暑假只补一门课，并且不用花钱。”

我说的是大实话。就说1973年暑假，这一年，我在海安墩头中学读高一。暑假，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回来了，没有给我书本和学习资料，只给了我一根毛竹扁担。他点亮了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让我坐下，话题从扁担开始。父亲说，你要晓得，劳动最光荣。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就跟战士一起用扁担挑粮上山。桑木扁担最好，一根要10元，没有买到，就买了根毛竹的，便宜多了。现在学制短了，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也是两年，趁暑假补一补劳动课，毕业后适应当社员。

父亲语重心长。我看着跳跃的煤油灯火苗，没有吭声。我的户口在生产队，除了上大学或当兵，不出意外，我这辈子只能在生产队干活，消费多少粮、油、布、肥皂、火柴，生产队会按计划发放，到时候领取票证，按时购买就行。因此，干活好不好是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暑假，父亲给我一根扁担，让我“补课”，我怎么会不理解呢。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上工的哨子响了。天气炎热，我们趁早凉先干一个半小时左右，下工吃早饭，接着再上工。到中午，热得吃不消，休息一会，两点之后才下地。庄稼两熟改为三熟，收早稻、栽晚稻的“四夏（夏收、夏插、夏种、夏管）大忙”就在暑假。为了不误农事，晚饭后，还得上夜工脱粒、起秧。社员没有节假日和周末，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折合三毛多，干一个月的收入足够买好几根毛竹扁担，或一根桑木扁担。

干活，分男劳力、女劳力，或整劳力、半劳力。夏天日头长，我在男劳力二组，赤脚，短裤，扁担压在肩上，号子吼得震天响，汗水眯了眼。一天下来，肩头又红又肿，一碰就疼，第二天怎么挑担啊？队长看出我想打退堂鼓，马上给我“上课”：没有“三不怕”怎么行？第一不怕脏，怕脏干不了脏活。第二不怕苦，怕苦干不了重活。第三不怕死，怕死不能当兵，打仗不会有董存瑞、黄继光。你看贵爹、张四，他们哪一个身上没有被太阳晒脱皮？哪一个的肩头没有扁担压出的肉疙瘩？太阳晒脱皮后，就不怕晒了，肩头有了肉疙瘩，就不怕扁担压了。明天，你要继续上工！

我立刻表态：“明天我肯定上工，就是希望派活时能换一个工种，不再挑担。等肩头消了肿，我再挑担。”队长点点头，答应了。

那时的农村，不少生产队都有“铁姑娘战斗队”“青年突击队”“钢铁战斗队”。为了激励大家劳动，男女队员来到场头、田头，利用劳动间隙，表演快板、唱歌，有一首歌，歌词到现在我还记得：“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雄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为革命献石油，胸怀祖国望全球，专为革命挑重担，我们是无产阶级硬骨头……”

父亲为什么把我交给生产队长，让我只补劳动这一门课？暑假结束后，父亲让我坐到他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其他课不补，只影响你做试卷，劳动这门课不补，会影响你一生。因为我不能保证，你的一生没有泥泞、没有坎坷……”

这个暑假，我又想起了父亲。他十八岁参军，经历过战争的枪林弹雨，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历程。与那些教孩子避苦的父母相反，我的父亲让我“补课”，是要我迎战艰难困苦，什么都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