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中秋刚过。一早起来，母亲就匆匆忙忙打来热水，给我们姐弟洗脸，然后一手一个牵着我和弟弟出了门。姐姐追出来对我说：“妹，你们会带糖回来吧？会吧？”

我说：“会的，给你带喜糖。”

我和小弟跟着妈妈去参加婚礼。婚礼在飞行团的餐厅举行。餐厅四壁挂了彩带，墙边的餐台上，堆着热水瓶、脸盆、花瓶、踏花被、毛毯、茶壶等生活用品，上面全都贴着写有“新婚誌喜”“早生贵子”之类贺词的红字条，字条下方写着名字。

餐桌拼在一起，在正中摆成长长的一张条桌，飞行员和家属孩子们围着桌子坐着，桌子上堆着苹果、橘子、香蕉，引人注目的是桌上放着两只金色的托盘，里面放着一堆特别的糖果——红色、黄色、绿色，透明玻璃包装纸上画着一头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上海奶糖。

新娘子是上海人。

餐厅里人很多，非常热闹。飞行团几乎所有的飞行员及家属都来了，男人女人们都高声谈笑。我一眼就看到了飞行员新郎，我们都管他叫“大圆”，因为他很会玩那种圆形的固定滚轮，平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见了他，经常让他表演给我们看，他也不谦让，能一口气在滚轮上打几十个转，令我们惊叹不已。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新娘子来了。只见门口处，母亲和另外一个也穿着军装的女干部簇拥着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年轻女人走进来。

新娘子从上海坐火车转长途车来到我们机场，她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和那位女干事就做了娘家人，陪送新娘进入婚礼现场。新娘子走进来的时候，原本闹哄哄的餐厅一下子静了，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

新娘子的打扮太打眼了，身上那条红色长裙，那么光滑的料子，那么长，几乎拖到地上，她头发间还点缀着朵朵亮片红纱做的小花朵，像红色的星星闪在乌黑的发间。新娘子还画着红嘴巴！那么鲜红的嘴巴，那么鲜红的长裙子，把她的小脸映得又白又光。

上海来的新娘子真是不一般啊！

几乎所有人都看呆了。新娘子被人推着站到新郎身边，比起高大的新郎，她看上去十分娇小，人群欢呼起来，新娘子的脸红红的，像清晨的朝霞飞在脸上。

欢笑声此起彼伏，人们都向这对新人拥过去，我看不见她了，踮起脚尖也看不见。弟弟被大人们挤着了，他看不见母亲，哭起来，我赶快带着他走到屋外，一边哄着他，一边给他擦眼泪。可是小弟真是烦，一直哭，一直哭，深秋了，外头风很大，我正在着急，觉得身边一阵好闻的香风吹过，红光一闪，新娘子和母亲站在我们面前。

看，妈妈在呢！我对弟弟说。弟弟看到母亲，再看到光彩照人的新娘子，他不哭了。母亲拉过弟弟，对新娘子说，不好意思啊，小孩子不懂事。

新娘子轻轻地笑着，在我们姐弟面前轻轻地蹲下，她双手虚虚地握着，手背向上伸到我们面前：猜猜，里面有什么？

弟弟咧着嘴笑，正要用小手去掰新娘子的手，新娘子自己叭地把拳头张开了，手心里，各躺着好几颗上海奶糖。

谢谢！我小心地接过糖。奶糖！好漂亮啊！

新娘子轻声笑着：是的呀，阿拉从家里带来的。新娘子说话像唱歌。

热闹的婚礼到了中午还没散，小弟困了，母亲就带着我们回家了。一进门，母亲就让我脱下新衣服，叠好了放进大衣柜，留到春节再穿。我正在把糖分给姐姐，就答应着，赶快脱了那件罩衣。

风好像刮个没完，从深秋到入冬，再到新年，一直刮了三个多月，直到腊月快过完的时候，直到出事那天，好像才突然懂事，突然停了。

那架飞机在离机场很近的地方坠落，浓烟和大火把西边的半边天空都遮蔽了。机场纷乱起来，无数的警报，无数的大小车辆……

母亲把我们姐弟三人留在家里，她就走了，一天一夜都没回来。隔壁齐叔叔家的阿姨过来给我们送了些吃的。她说，你们的妈妈要陪牺牲的飞行员家属，这几天恐怕都没时间管你们了。

齐家阿姨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们再也看不到大圆叔叔打圆秋千了。齐家阿姨叹着气，拿饭盒装了些汤，让我给妈妈送去。

那天晚上，在招待所，我第二次看见了新娘子，她倒在母亲的怀里，脸干干的，嘴唇苍白着，整个人像一张薄薄的、软绵绵的纸片，不声不响，气息微弱。医生给她打了好几针，她都没反应。母亲抱着她，泪水横流。

父亲铁青着脸站在一旁，他身后，政委、主任、总师、机械师，还有好些不熟悉的穿军装的人，站了一屋子，都垂着头。

夜深了，屋里都冷了，姐姐出现在门口，她给我和母亲送衣服来。

走出招待所的门，我把手装进衣服口袋里暖着，只听姐姐说：新娘子也不知道哭成啥样子了。

我想跟她说，新娘子没哭。但我没说出来，我的手在罩衣口袋里摸到了一样东西，我窸窣地取出来，借着路边并不太亮的路灯，我看到了，是一颗压扁的奶糖。